半岛体育遇到医疗纠纷我们该怎么办

　　半岛体育遇到医疗纠纷我们该怎么办今年1月1日,一位太原患者就诊于山西某三甲医院，诊断为宫外孕，1月2日做了左侧输卵管切除术。此前，她曾在太原市某医院妇科就诊，并没有被确诊为宫外孕，只是做了其他手术。这位患者认为,先前做检查的医院妇产科、B超室在诊疗过程中存在失误，未及时明确诊断“官外孕”，造成严重后果，要求医院给予经济赔偿……

　　医疗纠纷，是眼下的新闻热词。据国家卫计委统计，全国每年发生的医疗纠纷超过100万起，每个医疗机构平均40起左右。

　　一旦产生医患纠纷,我们应该如何解决？我省的医疗纠纷解决情况如何？3月2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医调委)主任韩学军。

　　在省医调委,记者听到这么一个案件:李某，男，70岁,主因胸憋“出汗”头晕、恶心、呕吐十余年，于2014年6月2日入住地市某医院，诊断为：心律失常、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完善相关检查后于5月4日行射频消融术半岛体育官方，术后第二天患者又出现心跳过快等症状，虽经治疗但病情并无明显好转。2015年2月9日患者病情加重，心电图显示：心律失常、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遂于2015年2月28日再次入院，完善各项检查，于3月1日再行射频消融术，术后患者病情逐步好转。患者认为该医院第一次手术不成功，造成经济损失，医患之间由此发生医疗纠纷。

　　韩学军告诉记者,其实,绝大多数医疗纠纷的发生根本点在于医患双方沟通不到位，导致信息不对等。而患方对事态的关注点仅局限于事物表象或根据表象产生的内心感受；而医方的关注点仅局限于事实本身，从医学角度或生理学角度出发，需要做出哪些判断、进行哪些医疗手段。因为关注点不同，沟通又不到位，矛盾隔阂越来越深。加之不明就里的好事之人煽动，“不闹不给半岛体育官方，少闹少给，大闹多给”的不良社会风气等因素叠加作用，医患纠纷愈演愈烈。

　　面对患者及其家属的过激行为，省医调委调解人员解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赔偿标准，积极引导其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纠纷，并明确告知如果一味承担后果的将是患方自己和广大就医群众。通过多次沟通与协商，患方的情绪逐渐稳定，并最终与涉案医院达成一致意见，使该起医疗纠纷得以解决。

　　韩学军认为，医疗纠纷的发生不是单一某一方的问题。就患者角度出发，进行医疗维权，一是在医疗纠纷调解实践过程中，大部分医疗纠纷的发生不是治疗导致的，而是因医疗环境不佳、医生态度不好，致使患者情绪泛化，患者对整个就医过程不满，从而认为治疗效果不佳。所以，医疗纠纷的发生不单一是医疗手段的问题，而与一家医疗机构从质量管控到制度管理、到人文关怀等诸多方面息息相关。二是医生认为“你不懂，我说也白说”，对于患者生理情况及治疗方案解释太少，缺乏有效沟通，其行为也违背了《侵权责任法》第七章的有关规定。所以，医护人员一定要不断提升法律意识，做到依法执业。

　　医疗纠纷发生后，医方也满腹委屈，因为患者及其家属医学常识欠缺，导致病症不能解决，就将矛头直指医院。在患者看来，无论得了什么病，只要进医院就一定能够治好，殊不知目前医学发展的程度只能解决人类疾病的20%左右，而绝大多数时候，医生只能起到抚慰、安慰的作用。其次，就是在纠纷发生后，患方如果不能采取合理合法的手段进行维权，也会给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行，医疗卫生事业的正常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及后果。

　　韩学军介绍说,在2006年之前，山西每年因医疗纠纷围堵卫生行政部门的案件有百余起，其中不乏恶性事件半岛体育官方。

　　面对如此严峻的大背景，为了更好地化解医疗纠纷，2006年10月，山西省成立了全国首家专业性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功能，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该组织的成立，将发生在医疗机构90%的医疗纠纷从院内转移到了院外，并得到妥善解决。而在此之前，每家医疗机构有近70%的医疗纠纷常年滞留在院内无法得以解决。

　　目前，我省的医调工作达到了6个90%、1个60%，即进京率下降了90%以上，到各级政府部门率下降90%，到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率下降了90%以上，调解成功率保持在90%以上，纠纷结案后患方满意率达到98.5%，全省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医院100%的案件经人民调解程序妥善处理。山西省10年未发生恶性伤医轼医案件，同时围堵、陈尸医院的恶性案件下降了60%。

　　前几天,记者遇到一位许久未见的朋友,看到她脸色不太好，就问：“不舒服吗?”不料她一声长叹之后打开了话匣子：“儿媳怀孕在医院输液时,没了性命,由此产生了医疗纠纷。半年多了,刚了结。难呀!”目前,一些患者将医疗维权比喻为“最难维权”。

　　韩学军认为,现实生活中,医疗纠纷发生后,好多人并不知道要怎么维权,以为“不闹不给，少闹少给，大闹多给”，所以一些患者及家属就一味地与医院闹,更有甚者因此而入刑。其实,医疗纠纷无论怎么解决,对医患双方都是个输家。他介绍说,现在,在山西,医疗纠纷维权主要有四条途径：一是医患双方协商处理；二是纠纷发生后，通过医学会鉴定，由卫生行政部门调处；三是通过医疗纠纷调解机构进行调解；四是直接上诉法院，由法院进行判决。

　　他告诉记者，这几个途径各有特色。比如,他们曾调解这么一个医疗纠纷:高某，男，72岁，2014年10月15日主因脑干出血，送至某省级三甲医院，经过医院及时抢救，被送入该院ICU病房，期间，高某必须通过呼吸机被动供氧，始终处于昏迷状态，直至入院6天后早晨5时死亡。当日上午9时，高某的家属办理离院手续时，值班送来了一袋未拆开的藕粉及一张每日缴费清单。高某家属的情绪彻底失控，召集村里几十人围堵医院。

　　此纠纷焦点是患者家属认为该医院草菅人命，高某在该院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医生治疗存在欺瞒，收费存在欺诈问题，而且该院医护人员素质低下，缺乏人文关怀。要求巨额赔偿。

　　应医患双方申请，省医调委组织医学专家法律专家、医患双方进行医疗技术专家评估，意见为：入院诊断明确，符合诊疗常规。但在整个诊疗过程中，医方的人员设置不合理，导致有关事宜，没有人员专门与患方家属进行有效沟通，且通知义务没有做到位。

　　最后,经过他细致解释，死者的家属终于明白了矛盾的根本在于沟通不到位，信息不对等。随后撤走了围堵医院的亲属，也收回了要求巨额赔偿的无理要求。

　　韩学军告诉记者,通过这四条途径来解决医疗纠纷，必须基于依法执政，要通过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强有力的手段，将发生的医疗纠纷透明化，将作出的决断坚定执行，不能助长社会的歪风邪气。